长安，千年帝都的风华已逝，今日的大都会依旧车水马龙，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汇集于这座与罗马齐名的世界级的古都。他们汇集于钟鼓楼、大小雁塔，试图感受并寻回这座古城千年前的辉煌与气象。只是繁华过往，要一一拾起，谈何容易，今天房城君的城市开篇从长安开始，认识不一样的长安。
现在在我们的观念中，中原是华夏文化的发源地，而且已经根深蒂固，然而房城君并不认同这种观点，房城君认为关中才是华夏文化的发源地和繁盛所在。
我们采取国际通用标准，夏的踪迹基本无从考证，能够确认的信使从甲骨文开始到今天余年，所谓上下年只是华夏民族自己的良好心愿，国际上并不承认。国际上通用的文明的三大标准，城郭的出现、青铜器或铁器的广泛应用、系统文字的应用，这三大标准，华夏民族文字的出现最晚，知道商中期才出现了系统的甲骨文，因此夏我们不列入讨论范畴！
王国维所说“中国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就是说殷商文化与周文化相比较有明显不同，我们都知道周公旦制定了礼乐制度，奠定了华夏民族基本精神与文化认同。那么与周文化有明显不同的殷商文化是什么样的呢？
首先商人源自哪里很多史家说商人是来自东方的游牧民族，东方游牧民族这是不是和我们的理解有比较大的差别，在我们看来，游牧民族不都应该在西北的大草原上吗，这怎么就来自东方了呢。在此，房城君认为来自东方没有问题，但是不是不游牧民族就要另当别论了。要知道在四五千年前中国的不仅仅南方，华北从沿海到今天洛阳一代整体气候要比今天湿润的多，覆盖在大地上的不是今天的农田而是大量的丛林密植，这从河南的简称豫，一人拉一象以及大量的甲骨文写在龟甲上可得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气候条件下不会有大量草原的面积而是丛林代之，那么商人是游牧民族就有点说不通了，从这来看商人很有可能是来自东方的游猎民族，这更符合逻辑。
这也更能解释商朝前期屡次迁都的原因了，游猎民族对于建筑技术比较陌生，建造的房屋很容易被大雨或者河水泛滥之类的冲垮，不得以经常更换聚集地，直到商中期随着向其他民族交流学习建筑技术的提高，才逐渐稳定了下来。即使这样大家都知道，纣王是在朝歌（今鹤壁淇县）自杀的，而当时商的都城在殷（今安阳），看来纣王还是不喜欢常年住在一个居所，为自己建造了别宫。
商人重鬼神夏道尊名，商人尚鬼，周人重文。游猎民族以在丛林里打猎为生，由于不是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就需要用打的猎物去换取生活所需，那么商人善于经商也就顺理成章了。至于商重鬼神，这就更不是什么稀罕事了，商朝的政治是氏族部落的政治，很多氏族部落都会信鬼信神，这不但是要让鬼神保佑自己，还有对人民恐吓的作用以便维护自己的统治。商朝嗜血崇尚武力，活人祭祀殉葬数量惊人。王公贵族们会在仪式上亲自动手把牺牲品开膛剖腹。商朝人极为迷信，大小事情都要占卜，从大大小小数量繁多的甲骨片上更能佐证商人重鬼神的事实。
人殉的逻辑商人重鬼神和其他很多民族重鬼神的不同之处在于人殉。在殷墟一座宫殿旁边，发掘出一百多座杀人祭祀坑，被杀人骨近六百具。这些尸骨大都身、首分离，是砍头之后被乱扔到坑里。两个坑内还埋着十七具惨死的幼童。这座宫殿奠基时也伴随着杀人祭祀：所有的柱子下面都夯筑了一具尸骨；大门则建造在十五个人的遗骨之上，其中三人只有头颅。
商王陵墓区有一座人祭场，比操场大两倍以上，出土近具人骨，分别埋在九百多个祭祀坑中。尸骸很多身首异处，有些坑中只埋头骨，或者只埋身躯，甚至是在挣扎中被掩埋的活人。王陵区之外也有人祭现场。比如后岗一座坑内，埋着73具被杀者的骨骸，大都是20岁以下的男性青少年，甚至有十多具幼儿的尸骨。商人文化所到之处，如河南偃师、郑州的商代早期遗址，甚至东南到江苏铜山，也都有大型人祭场的遗址。
累累骸骨告诉世人：这里掩埋了被忘却的血腥文明，梦魇般恐怖而悠长的岁月。多年的自然变迁和人工已经破坏殷墟遗址，整个商朝共有过多少这样的人祭现场，就无法确知了。这些遗址时代早晚不同，说明人祭的做法曾延续了很多年。它绝不是某位暴君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一个文明的常态。那么商王和贵族杀害这么多的人来祭祀和殉葬，他们不害怕人民起来反抗吗，他们的逻辑是什么呢？现在看来商王基本不care人民的反应，商王是信鬼神的，是从内心深处对鬼神的信仰。商王的逻辑是，祭祀的祖先和鬼神的时候杀害的人殉越多，等级越高，越表明自己对祖先和鬼神的崇敬，祖先和鬼神就越会保护自己和自己的王朝。为此商王有什么候为了表忠心甚至在大型祭祀的时候还会杀贵族祭祀祖先和鬼神。商人是食人族？按照甲骨文记载，商人用活人献祭的方法有很多种。比较常见的是“卯”祭，这个字是人或牲畜被掏空内脏之后、对半剖开悬挂的形状，如同今天屠宰流水线上
悬挂的猪羊。事实上，羌人俘虏也确实常和牛、羊一起被杀死“卯”祭。
其他献祭方式包括奉献人牲的内脏、鲜血、头颅。加工人牲方法有烧烤、滚汤炖烂、风干成腊肉等等，都有专门的甲骨文字。这都是加工食物的方法，因为他们就是奉献给神灵的饮食。按照习俗，神明享用祭品时也施加了祝福，所以典礼结束之后，献祭者将分享祭品。
这自然会得出一个惊悚的推论：商人，特别是上层商人，很有可能是食人族。但这并非只有考古证据。历史文献中除了伯邑考被做成肉酱；另一位对纣王有异心的小国君“鬼侯”也被做成了肉干，分赐给其他邦君为食。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知道殷人的行为带有野蛮、凶残的色彩；其搞人殉的习俗非常普遍；祭神，祭祖，都搞人殉。甚至甚至盖房子，也要杀婴；把孩子的尸骨埋在地下，以求其灵魂能产生庇佑作用。这明显和后世的华夏文化大相径庭，如果后世的华夏文化承袭商文化，那么更不知道为这世界徒增多少冤魂和荒冢了，想到有那么多的婴儿和儿童也被无辜的杀害，房城君真庆幸商文化没有流传至今！
然而周就不同了，周朝建立以后，为了加强统治，统治者实行了“封诸侯，建同姓”的政策，把周王室贵族分封到各地，建立西周的属国，这就是分封制。周武王死后，年幼的成王继位，武王的弟弟姬旦即周公辅政。周公在“分邦建国”的基础上“制礼作乐”，并加以总结、继承、完善，从而系统地建立了一整比较完善的“礼乐”制度。
所谓的“礼”就是维护统治者等级制度的政治准则、道德规范和各项规章制度的总称，后来发展为区分贵贱尊卑的等级教条。礼强调的是“别”，即所谓尊；乐的作用是“和”，即所谓亲。有别有和是巩固周人内部团结的两个方面。西周的礼乐制度形成了西周特色的礼乐文化和礼乐文明，对后来历代中国文化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那么周的礼乐制度究竟是如何诞生的呢？由于商代的专制暴政对人际关系的破坏和对传统礼俗的践踏，这就使得周朝企图用一种民族化、人性化、制度化的形式对人际关系进行改革，从而建立起周人尚礼的风俗。统治阶级为了推行礼制又制定了一整套十分烦琐的礼仪和与之相配合的音乐，从而正式形成了我国古代的礼乐制度。然而问题真的就这么简单吗？
为什么周诞生了礼乐制度殷商王朝强调自己“天命神授”，但代表神意的殷王朝却被无情的推翻，这个事实给周初统治者以深刻教训，使之逐步认识到人民的力量，对传统的宗教神学作了深刻修正。其重要标志是提出了“德”，强调“敬德保民”，认为“德”体现上天意志，“敬德”即“敬天”。从“天命神授”到“敬天保民”，体现了中国神权政治观的发展和演变，统治者重视总结历史教训，借鉴前代统治经验。
周人并非生来就是无神论者，他们也信神鬼，只不过采取了“事神敬鬼而远之”和不为神鬼所惑的理智态度，周人的这种态度是中国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出现的“神权”让位于“政治”的历史规律。
周人灭商后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以周族极少的人口来统治广袤的中原大地，面临的是如何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关系，而非人与神鬼之间的宗教关系。因此，周人首先在政治上实行了封侯建国制，即分封制，在所封诸侯中，姬姓宗族约占三分之二的比例，这是“周人贵亲而尚齿”，试图用血缘关系来划定贵族的等级地位，维护宗周统治的一种政治措施。上至周天子，中至诸侯卿大夫，下至士和庶民，各有其等级尊卑秩序，各安天命。
当然除了信仰和政治原因外，和周人农耕文化的背景也有分不开的关系。农耕文明天然地需要稳定的环境来保障农业的进行。农耕需要培土、播种、除草、施肥等复杂的程序，最后才能丰收，所以稳定的政治环境对农耕文明至为重要，那么有效的行政管理就十分必要了。而游猎文明则没有这方面的需求，对游猎而言弓箭技术的进步，狩猎技术的进步更为重要，而猎物则是现成的，不需要经年累月的培育。也商王朝一直未形成有效的职官制度，对方国的管理也十分松散，更多的是一种武力威慑。
诞生于西周的礼乐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末共几千年。其奠定了华夏民族的基本精神面貌和文化格局。像一盏明灯照亮了荒野，为华夏文明的前行指明了方向。
记忆与荣光长安，充满荣光与梦想，无数人心中神圣的地方。多少意气风发的人们为了各自不同的目的，从天南海北来到长安。夕阳西下，余晖洒在街上川流不息的人群身上，他们要寻找的是九姓胡商长长的驼队不远万里地驮来了西域胡椒、于阗美玉、拂菻孔翠、室韦丰貂，还有林邑火珠，也带来了昆仑奴、新罗婢，丝路的繁华驮出的一个海纳百川、吞吐万物的盛唐长安。暖风与繁华，豪迈与包容，这是一个我们都迷恋、沉醉不想离开的时代。
然而却很少人去年前的长安，正是在这里华夏文明的序幕才真正拉开，开始告别蛮昧与残暴，沿着理性光辉的道路，大踏步走向前方！伟大的长安，绝不仅仅因为强汉与盛唐的远播，年前的礼乐开篇更不应该被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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