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去爱斯基摩人的家里做客，主人高兴地递给你一块刚从海豹身上切下来的肉，你会接过来大快朵颐吗？如果你去柬埔寨，朋友热情地带你去吃炸蜘蛛，你会兴奋得食指大动吗？
扶霞可以。
九十年代这个英国姑娘刚到成都的时候，面对的就是与她从小在牛津长大，剑桥上学，伦敦工作的过程中迥然不同的食谱。虽然她的母亲经常在家里招待来自世界各地学生，他们家的厨房里也烹饪各国菜肴，但是中国食物对她来说，绝对称得上是一场冒险。
这次冒险的第一个考验来自“屠杀”。
她亲眼观看了她的第一个川菜师傅冯锐麻利地处理一条鱼，在卖黄鳝的摊位前看着一条条黄鳝被处理后血淋淋的样子，笔记本上详细记录了兔肉餐馆的老板娘处理一只活兔的过程，从活物到上桌不到十分钟。
在短暂的不适应后，她理解了中国人这种要吃新鲜的态度，并且在自己购买食材时坦然地看着摊主处理。还对比了英国人对待动物的态度，认为中国人至少是诚实的。这份诚实包括你能看到肉食是怎么来的，意味着什么，亲眼看见然后吃掉。
虽然扶霞一再强调自己并不喜欢研究学术，从小的梦想是在厨房做大厨。但是这本书中，时时可以看到学者的客观理性的观察。她非常克制的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更多以疑问的态度出现。这个态度是扶霞作为一个美食作家的素养。毕竟，接纳陌生的国度的饮食是需要跨越障碍的。
我是湖北人，在广州生活了8年，期间只尝试过一次蛇肉。在西安生活了八年，还是在上个月尝试过一次饸络。无论是蛇肉还是饸络，都不会变成我日常三餐的重要组成部分。追根究底，还是因为不熟悉。这一点，扶霞比我勇敢得多。
刚到成都的时候，她与所有二十来岁的姑娘一样，充满对陌生世界探索和好奇，因为对川菜的执迷与热爱，她成了四川烹饪高等专科学校的第一个外国学生。在这所学校里的学习生涯，让她掌握了四十多种刀工和至少七种复合味道（家常味，鱼香味，怪味，麻辣味，红油味，炝糊味）的调制配比。这个数字超出了中国大部分烹煮家常菜的主妇。
文化的交流在扶霞这里，成了一次次追着老板问秘方菜谱，一次次在伦敦的家中重现成都某个饭馆的招牌菜的愉悦和自豪。食物交流产生的友好氛围，绝对胜过在会议室的学术交流。毕竟对美味的追求，是人类共同的爱好。
成都变成了她在中国的故乡。父母来成都的时候，扶霞请他们吃火锅，非常自然地上了毛肚，鹅肠，黄喉等成都人的火锅必备单品。全然忘记了自己当初吃这类食物的不适和艰难，看着父亲嚼旧单车内胎一般的表情时，才想起忘记给他们上一碟牛肉或鸡丝。
老外理解不了中国人对爽脆口感的追求，他们认为这些东西“很难格斗”，当然龙虾例外，但是对于没有剥壳的对虾，就仁者见仁了。
由此可见，在美味这件事情上，各国的认知并不总能那么快的达成一致，有些是永远无法一致。比如在对待味精的问题上，成都人觉得用味精天经地义，而扶霞始终是拒绝的。
《鱼翅与花椒》花了大量篇幅描述扶霞在成都的生活。后半部分则是带了研究和采访任务，走访了湖南、福建、以及扬州这些地方的经历。其中湖南的经历最为奇特。
她到湖南的时候正直非典，在全国人民都在恐慌传染时，她依旧在一间间厨房里穿进溜出，遇到开健康证以及被当做盗窃商业机密的烹饪间谍的乌龙事件。
扶霞的处理很中国式，她已经知道了入乡随俗的道理。所以，虽然大部分外国人不知道湖南这个中国省份，但扶霞敏锐地察觉到了湖南人对于自己宇宙中心的自豪感。这明显触动了把成都当做故乡的扶霞，她会在一到长沙的时候就下意识地把这两个地方进行比较。在她的眼中“四川是中国最热情的地方”，而湖南人的举止留给她的第一印象如湘菜“莽撞直率”。
中国对扶霞的改变是巨大的、深入骨髓的。
她离开湖南后不久，在英国的肯特郡遇到了一大群鹅，脑子里浮现的是鹅肉放豆瓣酱和花椒一起炖，锅子在煤气炉上咕嘟咕嘟冒泡。
看到这里我笑了，想起小时候在乡下的河里看见一群野鸭子，立马拿起石头扔过去，并期待晚上能吃到炖得香香的野鸭子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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