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稿提示
为适应学术期刊文献信息传播现代化，推动学术期刊编排规范化，扩大学术交流，根据国家有关标准和法规文件的规定，自年第1期开始，凡投稿至本刊的教育教学论文，需提供字左右摘要、3~5个关键词。摘要必须拥有与论文同等量的主要信息，包括目的、方法、结果、结论等四要素。以提供梗概为目的，不对文稿内容做评论。另外，所有引文必须加按照GB/T—《信息与文献参考文献著录规则》给出详细出处。
此外，来稿请务必在稿件上留下姓名，电话，单位，邮编，邮箱。
《中学语文教学》编辑部
年10月20日
编者按：传统文化与语文教育的结合，一向是个绕不开的语文问题。目前专家学者众说纷纭，现实语文教育也是百花盛开。但传统文化与语文教育究竟如何结合？教学中究竟如何实施？一时还难有共识。本刊第六期刊发的三篇文章就此话题展开讨论，希望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理解和理性实施。这三篇文章，我们将陆续推送。今天，我们先推送严华银老师的文章。
针对“传统文化进语文”问题上存在的许多乱象，本文从“传统文化”“语文教育”和传统文化与语文教育的关系等诸多本源性问题出发，穷原竟委，爬梳剔抉，条分缕析，探求传统文化与语文教育融合之道。传统文化的要害在“精神”，传统精神的载体在“经典诗文”，语文教材的主体是“经典著作”，选编集中体现传统文化的经典诗文，按照规范系统进入教材，并遵循语文教育规律实施教学，这是最优的“融合”。而其到位落实，教材、教学、教师是关键要素。传统文化语文教育融合
一语文教育从来都是基础教育领域的“活性元素”。这一方面，与课程本身先天的“人文”特征有关，它几乎与社会、生活、时代、历史、文化等片刻难以分离；另一方面，也跟语文教师群体的个性活跃程度有关，敏感、热烈、不甘寂寞，尤勤于创新求变。从这十余年课程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大致可以发现，语文的变革、变化和动作幅度最大，最令人目不暇接。当然，语文的乱象和问题也最多。如今，由于高层发声和推动，“传统文化”一时成为热词，传统文化进校园、进教材、进语文，早已成席卷之势。这一方面令人欣喜，许多年来，包括语文教育在内的课程教学，疏离经典和传统“久远矣”，拨乱反正几乎是众望所归；但另一方面，“传统文化”之回归，应该是以什么样的内容和形式，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似乎暂时还没有定见和定论，“摸着石头过河”，各行其是，自说自话的占绝对多数。
有不少学校，通过语文老师集体攻关，编写了集中体现传统文化的语文校本课程教材。编者煞费苦心，将中医著作、武术著作、酒经、茶经、道家文化、佛教文化等海选出来，编入教材。当然，教材中也不乏各类传统经典文章和文学，比如李杜诗歌，韩柳文章等。
有不少教师，只要课文中涉及传统文化元素，就会勾连放大，铺陈展开。比如，如果提到京剧，那就得让宝贵的国粹在课堂里淋漓尽致地呈现；如果关联上饮酒，那就必须将酒文化相关的内容详细地梳理。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乍一看来，现在的语文课程内容丰富了，教学好看了，尤其是“传统文化”似乎真的进入了语文课程、语文教学，但细究之，这还是语文教学吗？传统文化应该是用这种方式进入语文教育的吗？
二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弄清几个本源性问题。什么是“传统文化”？为什么要弘扬“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与语文教育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
最近这许多年来，为什么“传统文化”会忽然成为热词？这与现实情势的严峻有关。在物质极大丰富、生活和消费水平直线上升的今天，许多社会问题和矛盾也接踵而至。在金钱和利益面前，丛林法则几乎成了社会生活的不二法门；人与人之间情义有价，善恶错位；善良、诚信、敬畏这些原本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品格越来越稀缺；崇高、浩然正气逐渐被淡忘；英雄和英雄主义不断遭“围剿”；大爱、奉献这些耳熟能详的主流价值被慢慢“解构”。这绝非偶然。除了市场和经济社会特别是经济活动和物质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呢？显然是有的。我以为，近代以来，几乎“连篇”而至的三大重要事件在其中发挥了至为重要的作用。首先，年前的“维新运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以摧枯拉朽之势，全面痛击了封建腐朽的文化，但是以“打倒孔家店”为代表的口号及其相关偏执极端的“革命行为”，也误伤了许多堪称精粹的“传统”和“传统”中难得的“文化”。这是传统文化式微之发端。其次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可说是令传统文化溃败的“高潮”。顾名思义，这是一场规模宏大的“革命”，“革”谁的“命”？当然是“文化”的。这“文化”是什么文化呢？显然是我们的“传统文化”或者说是“民族文化”。把这两件近代以来的重大事件联系起来分析，你会发现，“五四”运动可能是一种运动者不自觉的“把洗澡水和孩子一起倒掉”的误伤，还只是一种偏重意识的“动员令”，而“文革”则是一场更偏重计划和行动策略的系统的文化“清洗”运动。如果说前者只是对传统文化枝叶、皮毛有所损害的话，那么后者则是从根系和筋骨方面对传统文化的摧毁。最后，紧随其后的“市场化”大潮的汹涌而至，处在精神家园“崩塌”边缘的我们，一头扑进市场的激流，拥抱“金币”的光柱，忽忽间在物欲横流中竟“不知今夕何夕”了。传统、传统文化，那些维系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精神财富，早已被很多的主流和非主流忘到九霄云外去了。而且这许多年来，小平同志当年所言的“一手软”的问题并没有多少着力的招数和行动，因而也难以获得多少实在的解决。
就教育而言，包括这样那样的改革，包括偶尔也把“传统”挂在嘴边的创新，实际上看我们的教材，特别是文科教材，“传统文化”的元素和因子在逐渐淡化。与社会的潮流相一致，中小学课程、教学中，对于英语课程教学的重视程度无论是学校主导、家长认知还是社会共识，都远远超出一般的文科课程。这种情势下，语文教学自难独完。
最为可怕的是，这许多年来，与语文教育中传统元素消减同步，二十余年间应试毒素日渐加浓，如此双重折腾下的中国学生，少了“传统文化”的影响和熏染，却多了分数和应试的“利诱”，于是，从小学到大学，很多人走在“精致的利己主义”的大道上。
所以，从这一意义说，中央主要领导连续的关于“传统文化”的发声，不仅有所指，而且对症下药，可谓一针见血，切中肯綮。当然，从高层的发声看，可能更多指向社会层面，指向价值观建设层面。比如年2月，习近平同志在对省部级干部的一次讲话中说：“坚守我们的价值体系，坚守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发挥文化的作用。”同年10月，在一次文艺座谈会上又说：“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这正是要通过传统文化的传承，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实现新时代价值体系的重构，复兴民族文化传统，重振中华精神，以此实现中国梦和中华文明的真正崛起。
当“立德树人”成为基础教育阶段学校教育的首要问题时，我们就应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源泉，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而且要从基础教育阶段、从孩子开始，复兴中华文明，重塑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和信仰追求。
三那么，走进学校和语文课程的“传统文化”究竟是怎样的呢？
要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回到问题的本源，即究竟什么是传统文化？我们一心要弘扬的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又是什么？
所谓“传统”，指的是历史沿革下来的、对人们的社会行为有无形影响和控制作用的思想、文化、道德、风俗、艺术、制度以及行为方式等［1］。所谓“文化”，广义“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2］，狭义“是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式：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意识形态等”［3］。合而言之，传统文化，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这样的“文化”，从形而下的角度看，可以分出无数的品类和内容，如饮食文化、服饰文化、诗歌文化、戏剧文化、中医文化、宗教文化、官场文化、民间文化等，而每一大门类中又可以细分为好多小类，比如东坡肉、沛公酒等文化就从属于饮食；从形而上的角度言之，则是指从中华传统中梳理、整合和凝练出来的精神和价值观。这种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则集中表现为，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文明生活中，每一生命个体都无法回避对三大关系的正视和准确处理。这三大关系便是：人与自我的关系，人与他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据此，北京大学楼宇烈教授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就是“为己之学，为人之道”［4］。东北师范大学韩丽颖教授认为，我国“传统文化”，区别于由古希腊文明开启的把认知、思辨和逻辑的力量作为理解世界依据、“向外部求真”的“理性世界观”，也区别于由古印度、古巴比伦文明开启的以超越于世俗生活的神作为理解世界的依据和尺度、“向彼岸求善”的“宗教世界观”，我们走的是另一条道路，那便是，我们是将人与世界、人与人的伦理承诺作为理解世界的根本依据，强调人对“德”的体悟以及“德”对人的“完善”，也即“人德共生”的“德性世界观”。［5］
做了这样的梳理，我们就会清楚，假如从社会的角度论传承传统文化，我们自然应该从文化“形”“神”两个方面认真研究，全面思考，该继承的要继承，比如国粹和一些传统习俗；该发展的要发展，比如武术、中医等；该创新的要创新，比如很多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可以在现代理念和技术的支持下获得新生。当然，优秀的传统精神尤需要通过主流宣传，通过传媒载体，通过产品推广，通过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在交流、体验中让全体国民逐渐认同，从而实现文化共识，获得精神成长。
那么，学校教育特别是语文教育，是不是也应该像社会和公共教育那样做呢？
学校教育是为实现孩子从家庭人向社会人过渡的一个桥梁和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更多地是为了获得未来社会生活所必需的生存生活能力和素养。其中，精神价值层面的引领是其主要任务和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学校教育中的“传统文化”教育，显然应该是传统文化隐性的精神层面的教育。
四那么，语文课程及其教育如何实现“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呢？我们还是要认真研究语文课程、语文教材和语文教学的特点。
语文教育是基础教育中最为重要的课程。除了生活生存所必需的关乎语言的诸多能力素养之外，她还担负着人文、审美和其他综合素养的培养功能。语文教育最为重要的载体是语文教材。语文教材的体例设计和安排正是顺应了语文课程的价值、功能和目标实现的要求，以语文知识、能力点为经，以经典文章为纬。一部教材，实际是优秀经典文章的“荟萃”和“集成”。这种体系的教材的教学，主要通过语文教师的“主导”也即“示范”“引领”和“指导”，学生这一学习主体在充分的阅读和表达训练过程中，在关乎语文的生活或情境的切实体验中，逐渐实现语文知识、语文能力和语文素养的稳步提升，及精神、人文和综合素养的自然而然的生长。
语文课程、教材和教学，长期以来问题很多，矛盾不少。在对于语文课程“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性质的研讨中，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语文教学究竟是要以实现“工具价值”为主还是以实现其“人文价值”为主？尽管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已经有了修订版，这一问题还未完全达成共识，语文教学实践中还是乱象环生。我个人比较认同老一代语文教育专家张传宗和钱理群先生的理解。张先生说：“必须要明确的是，思想性、文学性和知识性都是在语言文字的工具性基础上形成的，这也决定思想教育、文学教育和知识教学必须在读写听说的语言教学的基础上进行，也就是语言教学对思想教育、文学教学和知识教学起带动的作用。语文教学过程中的语言教学是处于主导地位，思想教育、文学教育和知识教学都处于被带动的从属地位，基本任务语言教学和其他任务思想教育、文学教学和知识教学不是并列的，而是主导和从属的关系。”［6］而钱先生说得更为明白：“这些年，针对语文教学中所存在的机械灌输知识条文的弊端，我们比较强调教学中的‘感悟’、‘理解’与‘兴趣’，但确实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忽略必要的知识的讲授，基本能力的训练，语言材料的积累与习惯的养成。这里，还有一个或许是更为根本的问题：语文教育改革最终效果应该体现在哪里？衡量语文教学成功与否的最基本的标准是什么？我想，是要表现为每一个学生听、说、读、写能力的实实在在的提高，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学生的感悟力、理解力、想象力、审美力的实实在在的提高，从而达到人的精神的实实在在的成长。”［7］也就是说，语文教学以语言教学为主导，语言知识的学习、语言能力的训练和培养是语文教学的基本目标和任务；而感悟力、理解力、想象力、审美力和人文精神、道德品格的“大任”等素质的培养，是在听说读写等语言能力训练培养的过程中潜移默化、水到渠成地实现的。道理很简单，因为语言学习和训练所依傍的“载体”是经典的著作。在指向语言能力培养的阅读过程中，文章中潜隐的“人文”自然会渗透熏染、入心入肺。表面上看，“人文”似乎是我们语文课程教学“主业”之外意外的“营收”，实际上，这恰恰是语文教育在“道德价值”实现层面的“道家”之境，也正是道德教化实现的规律和路径。“无”中生“有”，“无为”中获“大为”。这也正是语文教育区别于一般的德育课程或者思想政治课程的独特优势所在。
五在明确了“传统文化”的精髓，弘扬“传统文化”的意义以及学校教育弘扬传统文化的重点之后，在明确了语文课程及其教学的性质、目标和策略之后，我们可以对传统文化与语文教学的关系做出如下判断。
第一，“经典诗文”是传统文化与语文教育融合的关键。
我国古老深厚的传统文化的精髓主要积淀在千百年来千锤百炼的经典著作里。而经典著作又一向是语文教材的主体成分。选择最能体现传统文化内核——体现传统品格、民族精神，体现“为己之学，为人之道”“人德共生”的德性世界观的经典文本，作为语文教材的“选文”可谓顺理成章。比如，楼宇烈先生郑重向中小学教师推荐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王阳明的《训蒙大意示教读》和龚自珍的《病梅馆记》三篇文章，旨在从为己、为人和尊重人性和自然之性诸角度领悟教育的真谛和规律，从而做出优异卓越的教育。
在此之外，当然还要考虑并尊重语文教育的本源性目的，力求选文的“文”的精妙，如孔子所言“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以使“文质兼美”；而“深刻”“深蕴”，学习者的钟爱、喜闻乐“诵”甚至百读不厌，则都应该成为择选文章的基本原则。就此而言，经大浪淘洗、千百年而不稍衰的古典诗歌、散文自然应该是首选。
第二，语文教材系统尤其是“选文”系统的重构，是融合的基础。
从历史来看，语文教材因为“选文为主体”的编写体例，对于“传统文化”元素一直有所体现。但需要检点和反省的是，似乎也从未从语文教育核心价值的高度，从课程标准、课程、教材和教学系统的整体来进行“顶层设计”。这里有几个问题值得中科白癜风国庆感恩回馈中科白癜风国庆感恩回馈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yongmeijiaju.com/jkys/7106.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