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外学术界，曾经以“三要素”——冶金术、文字和城市作为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近年来，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深入，我们发现这“三要素”是从两河流域文明和古埃及文明的特征中概括出来的，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的考古学家提出了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方案：一是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二是社会分工，阶层分化，出现阶级；三是出现王权和国家，其中第一条就与水井的发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中新网资料图
水乃生命之源，人类前进的每一步都离不开河流的哺育，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古老的四大文明均诞生于肥沃的大河流域。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水而居早已成为人类的本能。然而河流却并不总是那么的温顺，长期生活在水边，先民会因潮湿得上各种恶疾，更为可怕的是河流或因雨季而泛滥成灾，或因干旱而断流消逝，于是河流的泛滥和干枯都将对人类的生存产生巨大的影响，甚至危及种族的存亡。智慧的古人或是偶然在某天突然发现从地下冒出的泉水，过了一段时间，当泉水不再外冒的时候，为了继续从这里取得用水，于是就尝试着在冒水处继续往下挖，这种对用水的强烈渴望也就萌发了先民掘井而饮的念头。在无数次尝试后，终于学会了通过水井来使用地下水。
迄今为止，我国是世界上发明水井最早的国家，埃及在新王国第二十王朝时期，还未见水井记载。在两河流域，底格里斯河中游地区的亚述城邦国家，利用水井则是公元前年以后的事，至于古代印度有水井的记载，则是孔雀王朝时期，而我国使用水井的时间则比古亚述人早五六个世纪。
井的本义即为水井，《周易·井卦》孔颖达疏：“古者穿地取水，以瓶引汲，谓之为井。”又《说文解字》释“井”为“八家一井，象构韩形”。构韩即井周围的木制栅栏，《说文释例》释“韩”为“以木为框，周匝于井，防人之陷也”。水井的发现不仅使人类摆脱了河流带来的诸多不便，而且还提高了人类饮水的质量，拓展了人类的生存空间。因此，对于水井和文明的关系，苏秉琦先生认为水井与文明起源有高度相关性，对人类的进步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标志着人类开始一定程度摆脱了地表自然水资源的束缚，迈出了改造大自然的艰难步履，从而出现了人类农业文明的曙光。定居农业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凿井技术的发明和运用，凿井技术的逐步成熟则是台地农业完成向平原农业过渡的重要反映。
考古学的研究表明：在旧石器时代，原始人类过着采集渔猎的生活，与野兽猛禽丛林杂处，他们人数有限常年逐水草而居，迁徙频仍，这个时期既没有凿井的必要，也缺乏凿井的工具。至新石器时代初期，农业尚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阶段，放火烧荒后的收成全靠老天。这种粗放的耕作技术不仅使粮食产量低，而且很快便耗尽地力，先民们只好另寻他处再次重复“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因而不可能形成长期的定居生活，只能“结草为庐”，为使生活便利只能在靠近河流或泉水之处往来迁徙。《淮南子·修务训》载“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硗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有所辟就”讲的就是这段历史。
考古学认为，深至当时的地下水位，形状规则，井壁有对称脚窝，底部多有汲水器、井圈或细沙淤泥等的可能为水井，其中水位线、坑底部的淤泥淤沙层、汲水器等是判断水井的核心标准，井口形状、脚窝设置、井深等则是次要标准。这主要是从水井的形制入手，以是否发现上述遗迹现象作为判定水井的标准，契合的现象越多，则为水井的可能性越大，反之则越小。然而在实际田野工作中还应注意，有一些形制简单的水井废弃后也会改作他用，从而使得原有的水井遗迹特征被掩盖，故而也不能排除报告中被定为较深的灰坑或窖穴的遗迹本是水井的可能。
目前所见史前水井主要分布于黄河中下游与长江下游地区，如浙江余姚河姆渡、上海青浦崧泽、江苏苏州草鞋山、江苏常州圩墩等遗址。有学者认为：“一方面可能是限于一些原因我们没有发现或已经发现而没有认识；另一方面，一种饮食习惯形成后，会持续很长时间而不轻易发生改变，史前人们多依河而居，习惯于饮食河水、而不是饮食井水，这种饮水习惯除非在发生重大的自然环境变迁或者迁入者强势推行新的习惯条件下，否则在水井的使用成为一种新的习惯前是不会轻易改变……这种情形在汉代的时候也有表现：西汉中原地区已经普遍使用水井，而到汉武帝时，卫律在匈奴‘为单于谋，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在大宛，因为城中无井，又教给他们打井术，‘宛城中无井，汲城外流水……宛城新得秦人，知穿井’。因此可以说，局部地区内凿井技术的传播、饮食井水习惯的影响，加上传统旧习俗的强势延续，使得史前水井相对集中分布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和长江下游地区。”
明徐光启《农政全书》言：“井，池穴出水也。《说文》曰，清也。故《易》曰：井冽寒泉食。甃之以石，则洁而不泥。汲之以器，则养而不穷。……若夫岩穴泉窦，流而不穷，汲而不竭，此天然之井也。”史载水井的发明者主要有黄帝、伯益、伊尹诸说，《经典释文》载：“《周书》曰‘黄帝穿井’。”又据《史记》《左传》《竹书纪年》《国语》等书载“伯益作井”，伯益曾跟随大禹治水。此外，《世本》记载：“汤旱，伊尹教民田头凿井以溉田。”
黄帝、伯益的生活时代约在龙山文化时期，伊尹的生活年代更晚至商，然而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早水井出现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距今约年前后，时代远早于黄帝、伯益生活的龙山文化时期，更遑论商了。当然或有另一种解释，即水井虽然出现很早，但迟至龙山文化时期才开始大规模的推广使用。由于井的发明在人类历史上意义重大，故而人们把这一发明权归于黄帝、伯益、伊尹之类的部落酋长，以示郑重，这种将集体创造最终归于某位大人物的做法，完全符合中国古史传说时代的传统记录方法。
水井的发明结束了先民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开始一定程度地摆脱了地表自然水资源的束缚，扩大了人类活动范围，促进了社会的形成与发展，迈出了改造大自然的艰难步履，从而出现了人类农业文明的曙光。水井的发明是文明社会的一种表现和重要特征，目前所见先秦时期的水井多分布在居址或手工业作坊附近，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生产生活所需，促进了生产发展，加速了人口增加。出现了早期的城市，促进了人类的文明进步。
在生产力极端落后的时代，开凿一汪甘洌清甜的水井，不仅需要花费很大的人力物力，而且还需要智慧、需要精神。从水井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的每一项发明创造都延伸了人类的脚步，而与水井相关的文化观念也潜移默化地渗透到古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诸方面，从而产生了许多与水井遗迹有关的无形的文化现象，诸如市井文化、井田之制、藻井建筑等等，这一切极大地拓宽了古代文化史的研究领域。（完）（原标题：水井的发明与文明的起源）
作者/赵燕姣
